伟大的跨越 不朽的丰碑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宣讲提纲

伟大的跨越 不朽的丰碑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宣讲提纲

 

2024年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5周年。1959年，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的统治，开创了西藏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社会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飞跃，西藏发展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向文明进步的伟大跨越，西藏各族人民勇于进取，顽强拼搏，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幸福的新西藏。

一、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农奴制是封建社会最残酷的奴役形式，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还是从人权的保障角度来审视，农奴制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时至20世纪50年代，封建农奴制度的存在完全背离人类历史发展潮流。这样一种制度是文明的耻辱，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制、农奴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存在过。近代以后，随着新思想和启蒙运动的出现，奴隶制、农奴制已被认为是落后过时的制度，废奴运动开始在一些国家出现，敲响了奴隶制、农奴制灭亡的丧钟。随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法国、英国、俄国、美国等陆续废除奴隶制、农奴制。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于1794年宣布废除奴隶制。1807年、1833年，英国先后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和《废除奴隶制法案》。1861年，俄国以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废除了农奴制。1865年，美国联邦政府凭借南北战争的胜利，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废除了奴隶制和强制劳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从大战硝烟中走出的世界，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人类社会的崇高追求。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1956年，联合国专门通过了《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要求各缔约国采取一切实际而必要的立法及其他措施，逐渐地和迅速地加以完全废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崭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1953年新疆彻底废除了残余的封建农奴制（伯克制）。1956年开始，甘肃、四川、青海等省藏区也陆续进行民主改革。在云南，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于1956年废除了傈僳族、景颇族、佤族的家长奴隶制和永宁摩梭人的奴隶制，1958年又废除了宁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和迪庆藏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1956年初至1957年底，四川省凉山彝族聚居区开展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废除农奴制已成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此时的西藏，仍然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西藏社会处于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

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教合一，神权至上。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的统治。在神权政治下，寺庙成为集开展宗教活动、控制一方政权、实施经济剥削、囤积武装力量、进行司法审判等功能为一体的统治堡垒。有的寺庙内部设立公堂，不仅有手铐、脚镣、棍棒，还有用来剜目、抽筋的残酷刑具，惩罚农奴手段极其残忍。二是等级森严，践踏人权。三大领主以野蛮、残酷的刑法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在旧西藏通行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三是贫富悬殊，阻碍发展。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其中居前的几家大贵族，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15克相当于1公顷）。十四世达赖家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达赖本人就拥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珍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挣扎在死亡线上。到20世纪中叶，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已经走到了尽头。西藏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指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实现和平解放，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实现共同进步与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应有之义。《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西藏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但是，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195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现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也可以用某种和缓的方式完成民主改革，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实际，又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等待西藏上层的觉悟。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向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强调六年不改，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可以说，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仁至义尽，作出了最大让步。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分子，违背历史潮流和西藏广大人民的意愿，公然违背《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果断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同时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在农业区，通过充分发动群众，第一步实行“三反双减”，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和减租、减息；第二步分配土地，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和奴役的农奴获得了自由解放，分得了280多万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当熊熊烈火烧掉契约和债据时，翻身农奴载歌载舞，庆祝翻身解放的光辉节日。1960年初，20万户西藏农户拿到了土地证，由于实行“谁种谁收”“减租减息”和废除旧债等政策，劳动人民所得的经济利益折合粮食达十亿多斤，平均每人可得1500多斤。乃东县克松谿卡68岁的次仁卓嘎说：“我们支了一辈子乌拉，过去从没敢想过自己有一块土地，整天担心的就是挨饿。人民政府现在给我们分了地，再也不怕挨饿了。”广大翻身农奴高兴地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在牧业区实行“三反两利”，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实行牧工、牧主两利，废除了牧主的封建特权。没收参加叛乱领主和牧主的牲畜，分给原牧放者及贫苦牧民，对未参加叛乱的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牲畜仍归牧主所有。这些保护措施，把封建的主奴关系改变为雇佣关系，调动了牧工保护牲畜和发展牲畜的积极性，也调动了牧主发展牧业和经营牧业的积极性，基本上达到了人畜两安，克服了因叛乱分子大量宰杀牛羊造成的困难，牧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当雄草原上的牧民唱道：“过去，当雄草原是我们自己的。后来，被色拉寺霸占了，从此，活人好像进了地狱。如今，新政府颁发了新的法令，我们选举了自己的领导人，美丽的当雄草原，又回到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在寺庙实行“三反三算”，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封建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算阶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运动，彻底废除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坚决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爱国守法寺庙，建立寺庙民主管理制度。对未参加叛乱的寺庙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同样采取赎买政策。民主改革中，众多的僧尼自愿还俗返家。民主改革完成后，西藏保留了寺庙553座，留寺僧尼7000多人，基本满足了当时信教群众宗教生活需要。

在城镇实行“四反双减”，发动群众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和减租、减息运动，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多余生产资料等进行赎买。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执行叛与未叛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工商业者利益，恢复商业和自由交换，保障了城乡供应，保证了社会秩序的迅速恢复和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同时，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反帝爱国、接受民主改革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别安排适当的工作和生活。

二、民主改革65年西藏变化天翻地覆

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腐朽的社会形态被进步的社会形态替代的必然结果。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西藏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了历史飞跃。通过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65年来，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铸就了一座又一座不朽丰碑。

（一）政治上，从“会说话的工具”到成为国家的主人

旧西藏法律将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农奴的人权被领主阶级所剥夺。地方政府完全被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又称“三大领主”）所掌控，各级官员由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担任。有的大贵族官员的子弟一出生就获得四品官阶，十七八岁就可出任政府重要职务。中小贵族的子弟经俗官学校学习后，即可进入地方政府任职。僧官大部分由贵族出身的喇嘛担任。广大农奴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可言。三大领主以野蛮、残酷的刑法维护封建农奴制度，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置司法机构和法庭，除官府所设监狱外，每一个较大寺庙和贵族都设有监狱或私牢，可以自备刑具，私设公堂，惩罚农奴，进行判决、鞭挞、拷问，给农奴戴上镣铐、枷锁。大量藏文档案清晰记载着割舌、割鼻、戴石帽、剁手足、剜眼、抽筋、剥皮、投水，甚至投入蝎子洞等几十种酷刑。拉萨大昭寺北面的“朗孜厦”，曾经是旧西藏拉萨的司法机构，被称为“人间地狱”，常借实施酷刑和屠杀之机，为噶厦地方政府和寺庙中的上层人士提供“念心咒”用的祭品，如人头、人皮、人肉、人心、人肠等。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有公民政治权利。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农奴生存、婚嫁、流动、居住、劳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接受教育等权利的制度枷锁，百万农奴实现了真正的解放，获得了人身自由。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中记录了受访农奴对获得人身自由的描述：“我原来总想送儿子上学识字，学点手艺，如裁缝什么的，可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如今他已在内地上学了，将来回来，会成为有技术的工人，他再也不用像我那样，被繁重的负担压弯了腰。”在西藏，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并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力。曾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唐麦·贡觉白姆说：“在旧社会封建农奴制度下，连地方政府噶伦的夫人，在政治方面都没有过问的权利，那都是男人的事情。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男女平等了，女人也有权利了，这方面变化很大。”到1960年底，西藏共建立乡级政权1009个，区级政权283个，县级政权78个，专区（市）级政权8个，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万多人，4400多名翻身农奴成为基层干部。获得翻身的广大农奴彻底改变了昔日“会说话的工具”的地位，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西藏的政治舞台，成为新西藏的主人，开始享有宪法和有关法律所赋予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在后来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曾有两位副主席吉普•平措次登和拉巴平措都出生在吉普庄园，但在旧西藏，前者是农奴主，后者是农奴，而在人民政府里都当选为自治区副主席，成了共同参与人民政府决策的同事。2023年，西藏共办理人大代表建议235件、政协委员提案254件。

（二）经济上，从贫穷落后到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1959年民主改革前统计，在西藏约330万克（西藏民主改革前计量单位，1克约合1亩）土地中，官家占有128.37万克，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121.44万克，贵族占有79.2万克，占有比例高达99.7%。边远地区有极少数的自耕农，占有约0.3%的耕地，大部分牧场也被牧主所控制。当时广大农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在领主土地占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受到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强力保护。噶厦地方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内，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噶厦地方政府和达赖喇嘛还多次发布不准收留逃亡农奴的文告。三大领主依靠对土地的绝对占有，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农奴如果逃亡，就会被处以断足、鞭笞等惩罚。三大领主不仅对广大农奴进行人身控制，还通过乌拉差役对其进行残酷奴役，以和平解放前摄政达扎的达隆绛庄园为例：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所属农奴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计81人，全年共支内差11826天，外差9440天，内外差共计21266天，每个劳动力平均要支应262.5天的乌拉差役，约占全部劳动量的72%。

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翻身农奴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发展生产的激情、创造财富的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西藏农牧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据统计，土改基本完成的1960年，粮食总产比1959年增长12.6%，比土改前的1958年增长17.5%。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10%。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使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显著改善。以乃东县（今乃东区）克松乡为例，民主改革初期，全乡119户中有90多户缺口粮，到1964年不仅全乡农户家家有足够口粮、种子和饲料，而且95%的人家有了余粮。到1961年底，西藏牲畜存栏总数超过了平叛前的最高水平，达到了1206万头（只）。在民主改革中，西藏建立起第一个供销社、第一个农村信用社、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医疗卫生机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旧西藏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和平解放后，西藏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建设开始起步，国家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修建了青藏、川藏公路及通往各地区的较低等级的公路。民主改革后，迅速建设了新藏、滇藏、中尼等干线公路，青藏、川藏公路也陆续铺起柏油路面，并建成了拉萨至贡嘎机场的高等级公路。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2006年，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14年建成了拉萨到日喀则铁路。2021年，拉林铁路通车运行，“复兴号”开进西藏、开到拉萨。2023年底，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2.32万公里，形成了以20条国道为主骨架，以36条省道、边防公路、农村公路为基础，基本辐射全区的公路网络。国际国内航线达到154条，通航城市70个，2023年旅客吞吐量突破历史纪录，达到689.7万人次。

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仅供少数上层贵族且只能断续发电的小水电站。1960年，纳金水电站建成发电，拉萨普通市民首次用上了电灯。此后，羊湖、沃卡、查龙、金河、直孔、狮泉河、雪卡、老虎嘴、藏木、多布、果多、觉巴等水电站，羊八井地热电站，大型并网光伏电站等相继建成。以水电为主，油、气和可再生能源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基本形成。目前，西藏电力已经实现从紧缺限电到富余输出的历史性转变。先后建成青藏、川藏、藏中、阿里4条“电力天路”和“三区三州”电网建设等重点项目，在世界屋脊织起一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民生网”和“幸福网”，形成覆盖所有县区和主要乡镇的西藏统一电网。2023年，西藏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农村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及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西藏行政村通电率已达到100%，基本解决了无电人口用电问题。截至目前，西藏电网清洁能源总体占比超90%，2023年实现外送电力25.7亿千瓦时。

经过65年的奋斗，西藏彻底走出了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困局，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2023年预计地区生产总值超2300亿元、增长9%左右，人均突破6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万元和2万元，分别增长6.5%和10%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控制在3%和5%以内。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30%、22%和130%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西藏的特色产业从小到大、快速发展。具有西藏高原特色的农牧业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建成了一大批优质粮油生产、无公害蔬菜种植、标准化奶牛规模养殖、特色藏猪藏鸡养殖、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基地。西藏“飞地种粮”喜获丰收，首批新米入藏上市。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经过65年的发展，西藏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建材、机械、采矿、轻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告别传统的生产模式，逐步达到现代化水平。高原炊具首年销售67万件，“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新路径。在中央支持下着力推动重要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旅游节、山南雅砻文化旅游节、林芝桃花节、那曲羌塘恰青赛马艺术节等成为重要的旅游品牌。2012年至2023年，接待旅游人数从1058.39万人次增加到5500万人次，旅游收入从126.48亿元增加到650亿元。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登社区将雪巴藏戏与民宿旅游结合起来，走出致富新路。藏戏传承人尼玛次仁说：“旧社会，我们跳藏戏是为了让农奴主高兴，而今天表演，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和更多人过上美好日子。”

（三）文化上，从毫无文化权利到充分参与享受

旧西藏三大领主利用宗教对社会进行严密的精神控制，三大领主宣扬“极乐世界”和“来世幸福”控制农奴的精神思想，使其安于被奴役的命运。1913年进藏的日本人多田等观在《入藏纪行》中写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们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认为达赖喇嘛为了挽救他们才课以重税。他们还认为今世如能减轻罪恶，来世就能幸福。”著名藏学家王森、王辅仁在《废除西藏喇嘛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一文中揭露：“从1958年到1959年春，仅在拉萨西郊一个佛堂里，为了念经放咒，就先后向一个管事头人索要过整人头27个，人头盖骨6个，人腿骨4根，整张人皮1张，人尸1具，人肠14捆，人肉8块，人血9瓶。”对于旧西藏的这种社会状态，1940年前来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有深入的观察，他在《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写道：“各级各等之人员，对于本身所属阶级视为前生命定，行之若素，即极下贱者，亦甘之若饴。”三大领主垄断了精神文化生活，凡与其利益或观念相违背的思想文化，均被视为异端邪说。近代著名藏族学者根敦群培揭露僧人的腐败与堕落，提倡藏传佛教改革，为噶厦地方政府所不容，遭到囚禁和迫害。

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实现了真正的宗教和睦。西藏现有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群众约1.2万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雪顿节、燃灯节、萨嘎达瓦、转山转湖等1700多项宗教民俗活动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活佛转世传承方式得到国家和西藏各级政府的承认和尊重。2007年，国家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就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应坚持的原则、应具备的条件、应履行的申请报批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也明确了包括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遵循的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原则，保障依法有序开展活佛转世事宜。2016年，“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上线。目前已有93位新转世活佛得到批准认定。从2015年开始，积极推进寺庙卫生室建设、僧医培养工作，完善寺庙僧尼社会保障体系，逐年提高寺庙僧尼社会保障待遇，积极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政府每年补贴2600多万元，实现在编僧尼医保、养老保险、低保、意外伤害险和健康体检的全覆盖。大力改善寺庙基础设施，绝大部分寺庙实现通路、通讯、通电、通水、通广播电视，广大僧尼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现代化。

65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全力保护和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西藏文化事业实现了大发展、大繁荣，西藏各族人民享有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西藏现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3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个。80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9个村寨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现已调查登记各类文物点446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37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处。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含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阿里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进行的考古挖掘，出土“王侯文鸟兽纹锦”和茶叶，充分证明早在1800多年前西藏西部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与祖国其他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西藏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6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6名，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60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522名。《格萨（斯）尔》、藏戏、藏医药浴法等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公共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基本建成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村（居）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现地（市）有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博物馆，县（区）有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乡（镇）有综合文化活动站，村（居）有文化活动室。西藏现有10个专业文艺院团、76个县区艺术团、153个民间藏戏队、395个乡镇文艺演出队和5492个建制村文艺演出队，专兼职文艺演出人员超过10万人。西藏农村电影放映全面实现数字化，全区478套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每年放映6.3万余场电影。

（四）社会上，从挣扎在生死线上到安居乐业

旧西藏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中叶，西藏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5%。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和在一起的野草，“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民主改革实现了西藏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跨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西藏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而且极大地推动了西藏社会全面进步。65年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全面改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现代化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及档次大大提高，冰箱、彩电、洗衣机、电脑、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消费品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方式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1985年，国家开始对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政策并18次提高标准。2012年起，西藏全面落实15年义务教育免费“三包”政策。西藏现有各级各类学校3409所，在校学生94.4万多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89.52%，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7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07%。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5507人上升到2020年的11019人，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3.1年。经过65年的发展，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分别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10万、430‰，下降到2022年的45.8/10万、7‰，西藏人口由1959年122.8万人，增长到2023年364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1959年前35.5岁，提高到目前的72.19岁。2019年底，累计实现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彻底摆脱了束缚西藏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脱贫人口外出务工稳定在20万人以上，谱写了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西藏篇章。

自治区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3年，西藏就业质量持续提高，全区城镇新增就业5.1万人，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5.8%，农牧民转移就业64.68万人、实现劳务收入65.59亿元，应届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3605人，创历史新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普通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扎实推进，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和高等教育“团队式”援藏机制不断深化，西藏班新增招生计划605名；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推出精品力作1000余部，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8万余场，体育健儿获得重大赛事奖牌109枚，西藏美术馆、大剧院投入使用；健康西藏扎实推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保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基本医疗保险率先实现省级统筹，包虫病应治尽治，大骨节病愿治尽治；社会保障扩面提质，社会保险参保338.1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6%，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195个，各级各类学校实现供暖全覆盖。

自治区大力推进守边固边富边强边，边防巩固、边境安全取得新进展。2023年，米林、错那撤县设市，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加快建设，智慧边防有力推进；边境地区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全部接入远程医疗网络，边境乡村硬化路通达率分别达97%和87%，建制村用电覆盖率、幼儿园覆盖率分别达96%和96.5%；边境人口稳定增长，边民收入稳步提升，基本建成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生态良好、宜居宜业的富裕文明村镇。边境地区群众生活大幅改善，自觉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

（五）生态上，从单向索取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基本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索取状态。

自1988年建立第一个珠峰自然保护区以来，西藏已建立47个各类自然保护区（国家级11个），保护区总面积41.22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4.35%；建立了22个生态功能保护区（国家级1个），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转移支付县达36个；建立了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9个国家森林公园、22处国家湿地公园以及3个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持续加大投入，对生态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实施生态补偿。自治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定不移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美丽西藏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2023年，拉萨市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第一，林芝市、昌都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100%。2023年，完成营造林120万亩，其中拉萨南北山绿化24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614万亩，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新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个，七地（市）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实现，西藏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

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界。新西藏的时代变迁正是新中国改革发展的生动缩影。在解决致富难、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取暖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边境发展难的前行道路上，新旧西藏一组组数据、一项项事业的鲜明对比，无不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是永远值得信赖和追随的唯一正确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三、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时间是最客观的“记录者”，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西藏65年的伟大跨越，充分说明民主改革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愿望，契合西藏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正是有了民主改革，才有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迁，才有了西藏与时俱进的发展，才有了西藏各族人民幸福美好新生活，才有了西藏各族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民主改革是真正造福西藏各族人民的伟大壮举。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各族人民早已成为国家的主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已深入人心，不可撼动。多年来，以达赖集团为代表的西藏旧势力，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出于对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眷恋，极力否定民主改革，否定西藏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不仅是对事实的罔顾，更是在开历史倒车。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于西藏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高度重视西藏发展，亲切关怀西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亲临西藏视察指导，给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央宗姐妹，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信，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2019、2023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亲自题词“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量身定制行动纲领，战略擘画宏伟蓝图，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先后召开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做好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指明了方向。

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把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到实处，提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四个创建”是贯彻落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落实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署、推进“四个创建”的攻坚之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和区党委十届三次、四次、五次全会部署，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奋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一）坚持把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作为首要任务。我们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打好反分裂斗争主动仗，完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创建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一是不断促进民族团结。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挖掘红色资源和当代典型，讲好“茶和盐巴”的故事，持续提高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做好新时代新阶段援藏工作，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二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五个有利于”标准，狠抓宗教政策法规贯彻落实，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建强“三支队伍”。三是坚决维护社会稳定。深化法治西藏、平安西藏建设，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类分裂渗透破坏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坚持把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重要任务。我们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突出产业重点、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发挥优势、大力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巩固成果、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协调联动、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增强活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一是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落实中央政府投资800亿元，加快推进川藏铁路西藏段、G4218狮泉河镇至昆莎机场段、G219墨脱至察隅段和G318提质改造等重大项目建设，实现拉日高速全线通车，新开工建设10个通用机场和47个临时起降点。二是充分释放消费潜力。继续安排专项资金促进消费，开展汽车家电家具下乡活动，鼓励新能源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完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做强“中华美食•西藏味道”美食街品牌，整区推进农村电商发展，依托“交邮融合”“邮快合作”构建城乡共同配送体系，带动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三是强化扶持育企业。落实“一产一策”“一企一策”，大力实施龙头企业引培工程。力争培育龙头企业1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家，新增上市企业2家。狠抓减税降费政策宣传解读、落地落实，确保广大经营主体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四是突出特色强产业。压紧压实产业链链长制，大力实施延链、升链、建链、补链行动。发挥文旅康养等特色优势，打造10个以上精品景区（点），推出藏医药康体瘦身、跨境游等10个以上特色产品，改造提升15个特色乡村。五是狠抓乡村振兴。建设高标准农田20万亩，确保粮食总产量保持100万吨以上。建成高产饲草基地6万亩，探索“飞地种草”新模式。建立助农兴农包保机制，打造一批特色农牧产业示范点。完成人畜分离3.8万户、户厕改造2.2万户，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300个。六是加快城镇发展。打造10个旅游名县名市和一批明珠城镇。新建续建保障性安居工程3.95万套（户），改造老旧小区38个。七是推动区域协调。建成“五城三小时经济圈”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八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坚决做到一视同仁。九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力争招商引资到位资金500亿元以上，推动中缅吉太传统边贸点提档升级，高标准推进樟木镇恢复重建。十是加快推动创新发展。加大清洁能源、高原特色轻工、特色农牧等技术攻关力度。十一是坚持办实事惠民生。推广高校毕业生区外“组团式”就业新模式，力争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5%以上、市场化就业率70%以上。大力培养新型产业工人，力争技能人才增加1.5万人以上。完善400万元以下政府投资项目交由当地农牧民施工队实施的政策，实现农牧民转移就业63万人以上。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对教育“三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老年人高龄和失能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边民补助等13项补贴补助予以提标。

（三）坚持把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作为内在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发展保障、严守底线与高效利用、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的关系。科学规划国土空间布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持续开展“两江四河”造林绿化、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加快三江源唐北片区、羌塘、珠穆朗玛、高黎贡山、雅鲁藏布大峡谷等国家公园建设，着力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实现更好保护的目标，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2024年，自治区将全面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继续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和城市庭院绿化行动，加快实施拉萨南北山绿化、雅江中游贡嘎机场周边及拉萨河城区段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新增营造林95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550万亩。

（四）坚持把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作为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强化人口和经济支撑，大力提升边防保障能力，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2024年，自治区将加快推进边境区域公共服务中心、安置点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快实施电网、公共服务、智慧边防等工程，完善边境产业支持政策，实施边民增收专项行动，努力让边民早日享受优于腹心地区的公共服务，始终保持高于腹心地区的收入增长。

65年沧桑巨变，65年党恩如山。隆重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5周年，是为了铭记历史，不忘旧西藏的苦，珍惜新西藏的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不懈奋斗，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向着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壮美前景，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走向新的未来。